我们为什么喜欢电影？因为每部电影都等同于一段偷窃来的人生，它们未知且精彩。人们为什么爱喜剧电影？或多或少是因为生活中的苦难和烦恼已经够多了，喜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给黑暗中的人们带去希望。
疯狂喜剧（screwball comedy）又称“神经喜剧”，是好莱坞喜剧电影中独特的一支，它出现在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的末期，并见证了大制片厂制度的黄金时代。普里斯通·斯特奇斯和卡普拉、霍克斯并称“疯狂喜剧三大导演”，惯承好莱坞的拍摄手法，斯特奇斯强烈的个人的独特风格，最终将传统的疯狂喜剧完全颠覆。这在他最具代表的影片《苏利文的旅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电影大佬们，精明地生产各类型的商业片满足不同阶层的全部需求。穷人们在歌舞片中消费幻觉，中产阶级在恐怖片发泄焦虑，最后全体人们在喜剧片中自我麻醉。大众精神诉求是一个广阔的电影市场，苏利文作为好莱坞的进步派知识分子，尝试对抗犹如生产流水一般的市场体制和那些商业电影，决心要拍一部严肃的社会写实片，去关注下层人民。为了了解他们，养尊处优的大导演苏利文就像悉达多王子一样，要暂时性的放弃一切荣华富贵，把自己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带上十美分，开始“微服私访”。
颇像意大利的庸俗喜剧，甩开那些前拥后簇的制片商，苏利文寄宿到一个风骚的寡妇家里，却又收到太太暧昧的骚扰，无奈半夜跳窗搭车逃跑逃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好莱坞。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发现在原地。
所谓体验民间百姓只是隔靴挠痒，资产阶级想当然的意淫。生活是不能体验的，对于“艺术家”来说，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要绝对的高于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好莱坞的Bar里，苏利文邂逅了美丽善良的金发女郎（无名，维罗妮卡饰），犹如费雯丽一般的小巧，浪漫且戏剧化，足足加大了影片的观赏性。就像装穷的高富帅一样，苏利文隐瞒了自己明星导演的身份，开车带着美女继续“体验生活”。因无照驾驶被抓入狱，随即仆人从警察局将二人解救，美女这才发现苏利文富足的背景，豪华的别墅，跑车，私人游泳池....悲苦生活的体验只是表演，那辆跟他形影不离的载着电影公司员工和记者的白色汽车早已暗示苏利文无法摆脱的社会身份。
飙车避开尾随的大巴却还是回到好莱坞，不甘心的苏利文带着金发女郎开始第二次的出发冒险。颇像《格列佛游记》的叙事结构，苏利文以“业余的”笨拙身姿跳上了一列火车，难耐恶臭、寒冷和饥饿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因没钱购买咖啡，又唤来随从在一片左呼右拥中回到了自己的豪宅。
大佬们众星捧月，记者们趋之若鹜，身边又有美女相伴，苏利文的“体验生活”更多是像一个被宠坏小孩心生怜悯的作秀。其实大众，观众，老百姓这些词实在太模糊，我们习惯于约定俗成的把他们缩小在一个狭隘的定义中。精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穷苦人民都是大众的组成部分，历史的演变和推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每次的质变无疑是能者激化进而推动的。苏利文所代表的富人阶级，就像《变形记》中交换的城市孩子，当拍摄终了一切恢复平静，赤裸裸的现实依旧填不平阶级等级的鸿沟。
第三次，苏利文终于体会了一把流浪汉的生活。和失业民众同吃救济餐齐睡大堂，醒来发现鞋子被偷。影片此段没有任何的对白，颇似查理卓别林的默片时代，以一种音乐剧的形式连续的带过。当结束了这一切的体验，苏利文回归富豪，并将一千美元救济穷人，影片才真正开始了高潮的转折---喜剧与悲剧的转换。
抢劫了苏利文的一千美元的小偷被呼啸而来的火车撞得血肉横飞，打晕的苏利文也不知去向。阴错阳差，警方误把死去的小偷当做了苏利文，于是妻子改嫁，女郎痛哭，制片大佬一片唏嘘。而被打晕运到偏远山区存活的苏利文在头脑混沌的情况下意外打伤了铁路雇员而锒铛入狱。 影片的风格直转而下，与世隔绝的监狱，凶残的看守、怯懦的囚友、残酷的气候、沉重的劳作，还有犯错后被单独囚禁的黑笼，无不让人潸然泪下。
如果说之前的体验只是一种真人秀般的“表演”，入狱后的体味悲苦则是一种现实的表达。离开了庇护的象牙塔，苏利文与犯人开始了艰苦的服役生活。周日的电影放映成为囚犯唯一的消遣。当银幕上投射出米老鼠和高飞狗的影像时，全场大笑。“我应该笑吗？”已然落魄的苏利文自言自语，这时候他意识到了喜剧片的意义与价值。电影艺术是娱乐大众，还是揭露现实呢？这本身就是两个分裂的极致，不可能调和。
“我谋杀了导演苏利文。”苏利文如是说。试图自救的苏利文终于机智地为自己赢得了一次登上版面的机会，亲朋们得知消息纷纷解救，一个大团圆的happy ending回归了喜剧主题的核心，人工斧凿的团圆背后隐藏的是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影片以苏利文回忆那些囚犯们的欢笑作为结局，那些身处苦难却依然被梦幻世界的美好所逗乐了的人的笑脸叠印在一起，成为了好莱坞自我辩护的最精彩一笔。打破一切隔阂，让不同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得以共聚一室享受喜剧带来的愉快时光。尽管这种界限的消除终究只是幻觉。乔治·萨杜尔在他的《电影史》中认为《苏利文游记》是一部“具有18世纪风味的寓言影片”，但是他又认为普雷斯顿·斯特奇斯并没有像查理·卓别林那样“通过富有人情味和批判性的喜剧表现出来”，而是故意选择了米老鼠那种“没有人或社会价值的机械喜剧”，把它变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犯人们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在那一束虚幻的光影中寻求精神的庇护。动人的宗教歌曲，悲壮的歌声伴着镣铐给这部社会批判或者说颠覆型的喜剧喜剧电影增添了色彩。显然斯特奇斯认为“贫穷无锥之地的人们也有发笑的权力”，这一点和卡普拉的乐观喜剧已经有所不同，《苏利文的旅行》到处可见对美国民主社会的质疑，充斥着浓郁苦涩的黑色幽默。
“兄弟，你的艺术在哪儿”。不幸的人不需要再去了解苦难，他们进影院是为了忘却现实的开怀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