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的背后无疑存在着三种力量：被摄者、创作者、观众。观众并不参与纪录片的前期和后期创作，他们要的是屏幕前的影像结果，是纪录片所想要对话的对象，所以，观众并不是纪录片的表达者，而是和影片互动的参与者。在被摄者和创作者之间我们认为：纪录片的真正表达者是导演，他们是片中看得见的第三只手。因为， “一切艺术创作就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创作者的自述，纪录片也不例外。” 纪录片是人的创作，并不是摄影机的创作，我们通过纪录片一定能够知道编导是如何想的。它和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纪录片导演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和感悟是通过客观记录、展现被摄对象的生活影像来传达的，并试图与观众形成情感交流和互动。可以说，纪录片中的每一个镜头、画面和主观语言无一不是经过导演深思熟虑和有意安排的，其目的是要表达、影射创作者的某种情绪，只是在有些纪录片中被刻意隐藏起来，不那么显露罢了。就像在采用理性手法的“直接电影式”纪录片中，观众常常会觉得摄影机的“隐藏”使得它没有介入被摄者的生活，被摄者用行动和语言阐释着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观点并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仿佛一切都客观、公正。其实，他们看到的“客观记录”的生活原状态，也不过是编导们刻意想要营造并用于呈现某种思想的方式罢了。就像张以庆认为的那样：“那些看上去很客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主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客观’的形式，而那些看上去很‘主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客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主观’的形式。”有时候，那些以“客观”到极致而闻名的纪录片往往更为主观。
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它是无法被影像复制展现全貌的。纪录片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全面，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去记录。在纪录片中，对生活原貌进行选择和删节显然无可避免。然而，正是纪录片导演始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从记录方式上说，他（她）决定着镜头的机位、角度、运动方向；从记录内容上来说，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也是由他（她）们所决定，于是，导演们往往故意去回避现实中的某个方面不去记录或者是只突出强调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同时，在剪辑台前面对素材时，他们还将进行大幅度地筛选。可见，同样是被摄者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但是哪些能够呈现在屏幕前已经不是由被摄者来控制和决定的了。正如张以庆的《英与白》中，我们看不到片中人物对世界的真实看法，也看不到现实的开放世界，我们都沉浸在作者所构建的那个空间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其中就有一个内容选择的问题。导演故意让英和白在片中的生活空间只局限在那个武汉市杂技团内，甚至几乎只在英和白生活的小屋内，而不去记录英与他人的交往、不去记录窗外的世界。这在张以庆的《幼儿园》中及其明显，他认为纪录片导演首先要知道不拍什么，而不是拍什么。我们看到片中镜头中几乎没有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的镜头，教室外的空间被虚化处理、忽略不计，教室里的大桌子把孩子和他们的团体隔离开来，体现出一种孤独的意味。其实，这显然不是孩子们真实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他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一切都是导演自己选择、发现出来的。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断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
纪录片表现了谁的观点？要回答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从中我们能够引发出诸多深思和疑问。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在于真实性，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对现实生活进行设计和虚构，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但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同意一点，那就是“真实”不是纪录片的目的。那么，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纪录片被公认为是发现的艺术，是选择的艺术，那么，这种对生活的发现权和选择权在谁的手中？当被摄者的生活场景和言语状态用影像成组表现出来的时候，观众是在和谁对话？
想拍的拍不了（没投资）能拍的没意思（地方宣传）最终沦为各省市的宣传小卫士…大家的镜头语言…所谓高级的！停留在《舌尖上的中国》开启的谜之高速特写！低级的山水山水再山水你都不知道那些拔高词汇还能用什么来表意！真正那些社会现实题材里，真实具有冲击力的镜头，你却很难在电视上看见...纪录电影院线排片少之又少… 想看个牛x纪录电影…都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影院。
今天遇到一位很棒的导演，白发苍苍，做了40年摄影，拍了很多关于自然和人类的纪录片。他分享的感受是：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本身就是莫大的幸福。而如果有人付钱，赞助和资助你，那真是太幸运了。